说法 | 最高法出台涉AI案件指导意见,引领行业发展(下)
2026-09-22
黄鹏

文 | 黄鹏律师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共5个部分、24条,集中回应AI换脸拟声、网络开盒、模型训练、AI幻觉、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AI证据等新类型纠纷。



目 录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和基本原则

二、人格权益侵权纠纷:AI换脸拟声、“AI复活逝者”、网络开盒与AI幻觉

三、模型训练中的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

四、知识产权与数据权益

五、消费者权益保护:算法差别待遇与“仿冒名人带货”

六、自动驾驶与智能产品:产品责任、交通事故与刑事边界

七、诉讼程序与律师实务

结语: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工智能行稳致远


04 知识产权与数据权益(对应《意见》第12至16条)

(一)AI生成内容侵害著作权的责任认定(《意见》第12条)


《意见》第十二条规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人民法院应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依法合理认定开发者、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责任。


这一规定背后是“责任与控制能力相匹配”的思路:


  • 开发者掌握模型结构、训练数据和训练过程,可能对训练来源和技术机制负有更高程度的说明、举证义务;

  • 服务提供者掌握产品功能、过滤机制、投诉处理和商业模式,应根据其控制能力承担相应注意义务;

  • 使用者直接决定提示词、生成目的、发布方式和商业用途,明知或应知存在侵权风险仍使用的,不能把责任推给工具提供者。


权利人主张侵权时,首先应就生成内容系由相关人工智能服务生成、以及与其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等初步事实举证。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和必要的科学理论依据予以佐证。


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可参照“美杜莎案”予以把握——上海某信息技术公司、上海某影视文化传播公司诉李某、北京某科技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一审(2025)沪0116民初2354号,二审(2025)沪73民终1189号)。该案确立的理解是:为模型训练提供算力、存储等中立技术服务的平台,并非侵权内容的直接创作者;若其事先在用户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合规要求,设置基础审核与侵权举报通道,并在收到通知后及时下架侵权模型、屏蔽、转通知,即已在能力范围内尽到防控与补救义务,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反之,明知模型可能稳定生成与在先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内容却放任不管,甚至通过技术设计鼓励用户生成的,将被认定对侵权内容生成具有过错。


(二)AI文生图的著作权认定:个案参照及其边界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李某某诉刘某某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案号:(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中,原告通过选择模型、输入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设置生成参数、反复调整并最终选定图片。法院认为,涉案图片体现了原告的智力投入和个性化表达,符合作品构成要件,人工智能模型本身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原告作为作出相关创作性选择并最终选定图片的人,享有相应著作权。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图片并去除署名水印,被判承担相应责任,判决已生效。


这一案例对理解《意见》第十二条具有重要参照价值,但其边界须准确把握:某一案件的AI生成图片可以被认定为作品,绝不等于所有AI生成内容当然构成作品,更不等于所有使用者都当然享有著作权。


实务中,使用者应保存提示词、参数设置、生成过程、筛选记录、修改记录和首次发布记录,以证明自身在生成内容中的独创性智力投入。


(三)规则留白: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与训练数据使用的定性


最高法答记者问明确,《意见》暂未对以下两个问题作出统一规定:


1.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当然具有可版权性;

2.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应如何统一定性。


这并非疏漏,而是两个问题在学界与实务界分歧过大,全球范围内亦缺乏成熟先例。就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而言,争议的轴心是著作权法“人类中心主义”的底线:否定说认为,作品与独创性必须建立在人类创作行为之上,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结果筛选难以构成实质创作;肯定说则认为,人机协同已成常态,使用者在提示词与参数上的选择判断本身就是智力贡献,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一刀切地否定会抑制创作积极性。训练数据的定性问题更为复杂:反对“侵权论”的一方强调,训练类似于学习,通常并不重现权利作品,逐案授权交易成本过高;支持权利人一方则提醒,特定情形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确实可能复现训练数据中的作品,甚至形成对权利作品的市场替代。两端均难径行定论,只能留待实践积累。


官方同时强调,“留白处理”不等于“无法可依”。对上述两个问题,《意见》暂不作统一规定,但将通过入库参考案例、法答网问答等形式加强对下指导,待实践经验积累、条件成熟时,再以适当方式作出明确规定;《意见》第二十二条关于充分运用人民法院案例库、加强案例指导、促推法律适用统一与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完善的要求,即为这一渐进路径提供了制度出口。


对实务人士而言,这意味着:解读文章、诉讼主张与企业合规制度,均不宜将某一个案的裁判观点放大为普遍规则。涉及训练数据使用的,仍应结合数据来源、授权协议、使用目的、技术必要性、商业模式与损害后果逐项分析。


(四)开源软件相关方的责任豁免(《意见》第13条)


《意见》第十三条规定,认定开源软件开发者、提供者以及后续开发者、提供者的责任,应综合考量开源许可协议类型、权利限制内容、安全合规举措和信息披露程度。


如果开发者以免费开源方式提供代码模块,并公开说明其功能与安全风险,他人使用该模块导致侵权的,法院可以认定开源软件开发者、提供者不承担侵权责任。但“开源即免责”并不成立,开源许可协议的约定、风险披露程度以及安全合规措施的落实情况,均会影响责任认定。


(五)AI发明创造、技术合同与数据使用(《意见》第14至16条)


《意见》第十四条明确,涉人工智能发明创造采用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并实现相应技术效果的,可以成为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自然人使用人工智能完成发明创造,并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应认定该自然人为发明人。


第十五条要求法院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特点、技术开发方是否尽到合理努力等因素认定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和服务合同中的违约责任。人工智能研发具有不确定性,合同中应明确阶段成果、验收标准、技术指标、合理努力义务和失败风险分担机制。


第十六条则分别规定数据集合可能适用的保护路径:构成汇编作品的,适用著作权法;构成商业秘密的,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构成商业秘密但被诉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虚构、干扰、恶意标注数据或者实施对抗样本攻击,损害人工智能运行安全的,同样可能承担责任。

05 消费者权益保护:算法差别待遇与“仿冒名人带货”(对应《意见》第10条)

(一)“大数据杀熟”:不合理差别待遇的认定(《意见》第10条)


《意见》第十条规定,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判断差别待遇是否不合理,应综合考量:


  • 是否实质限制或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

  • 是否基于消费偏好、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浏览记录等形成针对个人的交易条件;

  • 差别待遇是否具有正当、充分且非歧视的理由;

  • 是否违背诚信原则和商业伦理。


个性化推荐、优惠券与动态定价,本身并不违法。经营者需要具备的,是能够说明差别待遇具有正当商业理由的完整记录,同时不得利用消费者难以察觉、无从比较的算法优势,实施不合理的价格歧视。


司法实践对“杀熟”的认定持审慎态度。在刘某诉北京某快科技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案号:(2019)湘01民终9501号)中,原告仅因一次配送费比平时多出1元即主张“大数据杀熟”,二审法院查明配送费属动态调整:订单量大的时段会上涨,与下单时间直接相关,并非针对原告个人形成,不构成对公平交易权的侵害。实践中需要重点警惕的越界情形主要有四类:一是利用消费偏好、支付意愿或支付能力,形成仅针对特定个人的交易条件;二是趁消费者来不及比价、缺乏替代选择(如紧急订房)时抬高价格;三是通过“先涨后降”制造虚假优惠;四是针对老年、未成年等对算法缺乏认知的群体实施差别定价。上述情形缺乏正当商业理由,可能同时触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价格法》第十四条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二)“仿冒名人带货”:欺诈的认定与惩罚性赔偿(《意见》第10条)


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进行商品或服务推广,如果构成欺诈,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支持。


从事广告、直播、电商推广的经营者应注意,“视频由主播制作”“声音系第三方合成”“模型非本人操作”等抗辩,在诉讼中难以成为免责事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AI合成声音带货典型案例显示,委托推广的商家系实际获益者,对推广内容负有审核能力与合理审查义务;在视频明显使用他人肖像与模拟声音的情况下,未尽到合理审查注意义务的,可能需与视频发布者承担连带责任。


(三)虚构流量、好评与AI换脸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责任


《意见》答记者问指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虚构流量和好评,或者通过AI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可能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企业应当对广告素材建立授权和审核链条,明确合成内容标识、代言授权、发布主体、素材来源和审核人员,保存投放版本、投放时间、投放平台和删除记录。

06 自动驾驶与智能产品:产品责任、交通事故与刑事边界

(一)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适用范围(《意见》第9条)


《意见》第九条要求,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的定义认定人工智能产品。原则上,以实物为载体的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可以纳入产品责任规则;没有实物载体的人工智能服务——包括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应当然套用产品责任。如此限定,是为了防止无过错责任被泛化适用,将尚处探索阶段的技术型服务一律纳入严格责任范畴。


(二)缺陷的认定:“不合理危险”的判断(《意见》第9条)


判断人工智能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应综合考量:


  • 产品性质与用途;

  • 自主学习能力;

  • 升级、更新情况;

  • 用户对系统的控制程度;

  • 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 生产者、销售者是否真实说明适用场景、固有限制和可预见风险。


缺陷的形态既包括设计缺陷、制造缺陷,也包括警示缺陷。两则入库参考案例分别呈现了缺陷认定的两端。在沈某敏诉泰州海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373-007,案号:(2023)苏12民终1090号)中,案涉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处于快速发展更迭阶段,销售方已通过用户手册就功能局限作出明确警示说明,驾驶人系违反交通规则自行导致事故,法院认为不宜将该功能局限认定为“未达到一般消费者安全期待”意义上的缺陷,驾驶人索赔请求未获支持。舒某贵诉怀化春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373-006)则呈现相反情形:车辆广告宣传营造了较高的功能期待,生产者、销售者又未尽到充分告知义务,法院认为有关功能达不到普通消费者基于广告宣传与使用说明所产生的合理安全期待,可以认定存在缺陷,生产者以“现有技术尚待完善”为由抗辩的,不予支持。两案对照,指向同一判断基准:功能先进并不当然免责,关键在于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将系统的真实能力与使用边界充分告知消费者。另据官方解读,工信部已组织制定《智能网联汽车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GB 47955-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已于2026年7月发布,正式实施后缺陷认定将更多结合该标准展开。


(三)自动驾驶、辅助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意见》第11条)


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汽车发生事故后,责任如何分配?目前进入司法的多为L2及以下的辅助驾驶车辆,其责任承担与传统机动车并无二致:受害人可以先向驾驶人一方主张赔偿,由驾驶人赔付或通过保险获得救济,再向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追偿,并未突破传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基本规则。


真正复杂的是“多因一果”情形。损害既与驾驶人违反注意义务有关,又与辅助驾驶系统产品缺陷相关时,《意见》第十一条的处理是:当事人可以同时请求驾驶人以及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相应责任,由法院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与原因力确定责任分担——除非驾驶人的行为足以中断产品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此安排,旨在避免受害人因驾驶人赔付能力不足或保险金额有限而陷入救济落空。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样应承担民事责任。


事故原因的查明依赖数据。法院可以要求生产者、销售者或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数据。汽车企业日常即应留存系统版本、升级记录、告警记录、驾驶人操作记录及事故前后的关键事件数据;消费者亦应及时保存车辆提示、系统日志与维修记录。


(四)辅助驾驶不免除驾驶人的刑事责任(《意见》第20条)


辅助驾驶系统的边界同样延伸至刑事领域。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第271号王某群危险驾驶案及入库参考案例孙某迪危险驾驶案确立的规则是: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行为人醉酒后启用汽车驾驶辅助功能的,不影响相关刑事责任的认定。易言之,“车辆自动行驶”的抗辩不能免除醉酒驾驶人的刑事责任。实践中还存在购买所谓“智驾神器”等非法配件、规避辅助驾驶系统安全监测并长时间脱手驾驶的情形,因此发生事故的,同样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与《意见》第二十条关于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宽严相济的处理相衔接。

07 诉讼程序与律师实务(对应《意见》第17至19条)

(一)技术事实的查明与证据提交(《意见》第17条)


《意见》第十七条要求,法院应加强诉讼引导和释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必要时,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对关键技术申请证据保全的,法院应及时依法审查。


控制书证、电子数据等证据的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方主张该证据内容对其不利的,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申言之,技术企业不能仅以“商业秘密”“系统复杂”为由,拒绝提供与争议直接相关的必要数据;人民法院亦应注意保护与案件无关的商业秘密与个人信息。


(二)AI生成内容作为证据的审查(《意见》第18条)


《意见》第十八条要求,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应综合考量:


  • 提示词设计及其对生成结果的影响;

  • 生成内容与主张权利作品的相似程度;

  • 重复测试的一致性;

  • 模型训练情况;

  • 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


据此,单张截图、单次生成结果或未经验证的检测报告,通常难以完整证明内容的生成机制与侵权因果关系。提交证据时,应当尽可能将原始文件、生成时间、账号信息、提示词、参数、模型版本、重复测试结果与平台反馈记录一并保留。


(三)AI生成诉讼材料的核实与说明义务(《意见》第19条)


《意见》第十九条明确,诉讼参与人提交的诉讼文书、案例检索报告等材料如果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应当在提交法庭前认真核实法律、司法解释、案例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提交法庭时对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情况作出说明,并对材料真实性、准确性承担责任。


这对律师与当事人提出了明确要求: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整理案件事实、生成检索关键词、搭建论证结构,但法条、案号、裁判结果与引用原文,最终必须经人工逐项核验。删除生成标识、输入特定指令制造虚假证据、选择性呈现对己有利的生成结果,进而捏造案件事实、实施虚假诉讼的,可能被驳回诉讼请求,并面临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两则入库参考案例已明确相关后果。在任某璐诉曹某、北京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18-2-494-001,案号:(2024)京0112民初19067号)中,诉讼代理人将人工智能编造的“判例”未经核实写入代理意见提交法庭,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其批评教育,明确诉讼参与人提交经人工智能获取且未经甄别核实的虚假案例,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情节较重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处理。在李某诉熊某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6-07-2-116-001,案号:(2025)鄂0922民初4170号)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照片”带有AI生成标识,被法庭识别为伪造证据,相关证据依法不予采信。最高法答记者问还透露,人民法院已发现多起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案例、当事人和代理人提交前未全面核实的情形——这正是《意见》第十九条将核实说明义务写入条文的原因。

结语: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工智能行稳致远

《意见》并非试图以一套静态规则一次性回应人工智能引发的全部问题,而是通过场景化、类型化与责任分层,为裁判者提供可因应技术发展不断调校的裁判框架,将具体答案留给个案裁判与后续实践逐步充实。


就行业发展而言,《意见》以裁判规则的形式划定了“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行为依法规制,同时为尚处探索期的技术应用保留必要的容错与创新空间,避免产业在规则不明的状态下试探前行。开发者、服务提供者与各类应用企业由此获得更可预期的合规框架与更稳定的商业预期,数据来源、授权链条、内容标识、投诉响应与证据留存等基础制度建设亦有了统一的司法评价标尺,有助于推动行业竞争从粗放扩张转向规范有序,为人工智能在法治轨道上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裁判层面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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