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赠与而非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的彩礼
本案中,孙宇晨预设的争议焦点,是3000万元彩礼返还,也凭此将景甜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若依其预设路径,恐怕陷入被动防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从现有公开信息看,男女双方并未办理婚礼、未登记结婚,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尚未完成生育。
进入实体审理后,至少可以从以下三点,将争议焦点拉回到普通赠与且不可撤销:
其一,本案是普通赠与,赠与人孙宇晨在双方已有一系列交集后,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自己青年时期就仰慕的“女神”,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赠与标的是现金,现金交付即完成权利转移,完成交付后不可以撤销赠与。并且,目前未见赠与附义务的情形。在此前提下,孙宇晨试图撤销赠与的,应当证明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否则,不得撤销赠与。
其二,与普通赠与相印证的是,据媒体报道,福布斯富豪榜上孙宇晨净资产约为85亿美元;2019年6月,孙宇晨以456.7888万美元(约合当时人民币3153万元)拍得一次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以620万美元(折合约4860万港元)拍下一根用胶带贴在墙上的香蕉。即对于孙宇晨这样的富豪来说,其赠与景甜的金额,仅相当于一顿有意义的午餐,或者一根标榜着当代艺术的可食用新鲜香蕉。
其三,孙宇晨持有格林纳达护照、长期定居国外,并且,他于2026年2月发文公开建议“能和AI聊天,就不要和人类聊天,删除所有90后之前出生人的联系方式”,显然,“彩礼”这一具有浓厚中国乡土情节的概念,并非孙赠与钱款时的真实意思。
(二)若存在准备代孕事实且与金钱给付有强关联的,违反公序良俗,可争取管辖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代孕,在我国属于违法行为,且违反公序良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据孙宇晨公开长文,女方曾赴国外实施取卵、准备代孕等行为。若3000万元缘起于准备代孕,系男方就女方实施该行为,给予的相应对价或补偿,该款项性质违法。为“借腹生子”支付的巨额款项,应被认为因代孕安排而产生的不法原因给付,应依法否定其合法性。
目前的审判实践,存在两种不同观点。观点一:基于违背公序良俗的金钱往来不受法律保护,直接裁定驳回起诉。部分法院认为,代孕行为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双方因代孕产生的金钱往来属于“不法原因给付”。既然该行为本身非法,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法律不予保护,可类比:起诉索要赌资,或通过请托办事获取公职引发的金钱纠纷。观点二:受理案件,确认合同无效,并按过错比例判决返还。较多法院倾向于受理此类案件,法院会先确认代孕合同无效,然后依据《民法典》关于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规则,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代孕的实际履行进度以及实际支出的合理成本,酌情判定返还部分款项。
本案中,若视具体案情、结合证据支撑,景甜方能够令管辖法院采信上述观点一的,孙宇晨的返还请求将失去法律基础,景甜可要求管辖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