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景甜的代理律师——孙宇晨诉景甜“3000万元彩礼返还案”法律攻防策略初探
2026-09-01
华元

文 | 华元律师 合伙人


近日,孙宇晨诉景甜及其父母返还人民币3000余万元“彩礼”一案引发广泛关注。随着景甜方提出管辖权异议,本案程序战已然打响。本文仅尝试根据有限的公开信息,在中国法律框架内探究,假如作为景甜的代理律师,可以从以下多维度构建攻防体系,为当事人争取最优法律结果。


目 录

一、管辖博弈

二、实质抗辩

三、程序制胜:申请孙宇晨本人到庭,缺席则应承担不利后果

四、反击之剑:侵犯隐私、名誉的反诉或另行起诉

五、釜底抽薪:刑事犯罪线索举报的法律操作

六、结语


01 管辖博弈

景甜方已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目前尚在审理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从目前有限的公开信息看,景甜的住所地及经常居住地均在中国境内,选择中国法院管辖于法有据;同时,若景甜能够据实提供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的的经常居住地证明(如当地派出所或居委会开具的书面证明等),显示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则可视对己更有利的需要,争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02 实质抗辩

(一)赠与而非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的彩礼


本案中,孙宇晨预设的争议焦点,是3000万元彩礼返还,也凭此将景甜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若依其预设路径,恐怕陷入被动防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从现有公开信息看,男女双方并未办理婚礼、未登记结婚,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尚未完成生育。


进入实体审理后,至少可以从以下三点,将争议焦点拉回到普通赠与且不可撤销:


其一,本案是普通赠与,赠与人孙宇晨在双方已有一系列交集后,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自己青年时期就仰慕的“女神”,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赠与标的是现金,现金交付即完成权利转移,完成交付后不可以撤销赠与。并且,目前未见赠与附义务的情形。在此前提下,孙宇晨试图撤销赠与的,应当证明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否则,不得撤销赠与。


其二,与普通赠与相印证的是,据媒体报道,福布斯富豪榜上孙宇晨净资产约为‌85亿美元;2019年6月,孙宇晨以‌456.7888万美元‌(约合当时人民币3153万元)拍得一次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以620万美元(折合约4860万港元)拍下一根用胶带贴在墙上的香蕉。即对于孙宇晨这样的富豪来说,其赠与景甜的金额,仅相当于一顿有意义的午餐,或者一根标榜着当代艺术的可食用新鲜香蕉。


其三,孙宇晨持有格林纳达护照、长期定居国外,并且,他于2026年2月发文公开建议“‌能和AI聊天,就不要和人类聊天,删除所有90后之前出生人的联系方式‌”,显然,“彩礼”这一具有浓厚中国乡土情节的概念,并非孙赠与钱款时的真实意思。


(二)若存在准备代孕事实且与金钱给付有强关联的,违反公序良俗,可争取管辖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代孕,在我国属于违法行为,且违反公序良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据孙宇晨公开长文,女方曾赴国外实施取卵、准备代孕等行为。若3000万元缘起于准备代孕,系男方就女方实施该行为,给予的相应对价或补偿,该款项性质违法。为“借腹生子”支付的巨额款项,应被认为因代孕安排而产生的不法原因给付,应依法否定其合法性。


   目前的审判实践,存在两种不同观点。观点一:基于违背公序良俗的金钱往来不受法律保护,直接裁定驳回起诉。部分法院认为,代孕行为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双方因代孕产生的金钱往来属于“不法原因给付”。既然该行为本身非法,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法律不予保护,可类比:起诉索要赌资,或通过请托办事获取公职引发的金钱纠纷。观点二:受理案件,确认合同无效,并按过错比例判决返还。较多法院倾向于受理此类案件,法院会先确认代孕合同无效,然后依据《民法典》关于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规则,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代孕的实际履行进度以及实际支出的合理成本,酌情判定返还部分款项。


本案中,若视具体案情、结合证据支撑,景甜方能够令管辖法院采信上述观点一的,孙宇晨的返还请求将失去法律基础,景甜可要求管辖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03 程序制胜:申请孙宇晨本人到庭,缺席则应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300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彩礼”还是普通赠与?这一定性高度依赖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与对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本案中,唯有景甜与孙宇晨,系亲历款项给付过程的当事人,孙宇晨的陈述对于查明3000万元的性质,具体有不可替代性,属于“不到庭无法查清案情”的情形。


因此,景甜方可向法庭申请传唤孙宇晨本人到庭。若孙宇晨以长期滞留境外、持有格林纳达护照为由拒绝到庭,景甜方有权主张法庭依据证据规则,结合在案其它证据综合判断,作出对孙宇晨不利的事实推定。

04 反击之剑:侵犯隐私、名誉的反诉或另行起诉

孙宇晨公开长文尽管称“虚构”,但其详细披露男女双方交往私密及周边细节,令普罗大众排他性地联想对应景甜,涉嫌侵犯景甜的隐私权、名誉权。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侵权人应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景甜方可视具体案件事实,于本案中提起反诉,或另行提起诉讼,要求孙宇晨承担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05 釜底抽薪:刑事犯罪线索举报的法律操作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相互独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据媒体报道,孙宇晨入境中国或美国,可能被公权力机关限制人身自由,存在不确定性,据此推测,其可能存在涉嫌犯罪行为。虽然目前尚无国内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其构成犯罪,但若景甜与其交往期间,掌握相关线索的,具备举报价值。


在民事诉讼进行期间,若景甜方掌握有孙宇晨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建议可以整理成书面材料,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举报。此举虽不能直接终结民事案件,但可形成联动效应——若举报线索被立案侦查,将有助于查明系争3000万元来源、性质,或将对孙宇晨在国内的民事诉讼策略产生牵制。

06 结语

本案绝非简单的“彩礼返还”之争。假如作为景甜的代理律师,建议女方以管辖权异议,打头阵;以主张未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已经生效、完成交付且不可撤销,站稳立场;以及若缘于代孕的给付应驳回起诉,守住底线;同时,考虑以侵犯隐私权或名誉权起诉形成交叉火力,以刑事举报(若有)作为战略威慑及查明真相的辅助,构建起覆盖程序、实体、攻防、威慑的全方位法律体系。


当然,最终的胜负,取决于基础事实的还原、证据链条的完整性,以及法律框架下攻防的精细化操作。

*本文仅作法律分析与诉讼策略的学术探讨,具体案件结果以司法机关生效裁判为准。